^[3]。现在这一理论仍然是有效的。虽然VTE的后天危险因素很早就有论证，但它的遗传因素直到1905年才被报道^[4]。现在大量的研究已着重于确定VTE的后天危险因素及遗传危险因素。Egeberg在1965年发现了遗传性抗凝血酶缺乏症^[4]。而后在20世纪80年代对患者蛋白C或蛋白S缺陷的发现为5%～10%家族性血栓形成提供了遗传方面的解释。直到1993年Dahlbäck发现了活化蛋白C抵抗，遗传因素是VTE的常见危险因素才得以明确^[5]。现今由于遗传研究的技术进步，VTE相关的基因变异不断被发现，这些技术包括全基因组关联研究(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ies，GWAS)和用于大规模DNA测序和鉴定的新技术^[6]。

最初Hippocrates(约460-377 B．C.)观察到动物血液在冷却时凝结^[7]。尽管Hammarsten在1899年已经做出初步的阐释，但直到20世纪末凝血的瀑布理论及凝血相关酶学逐级反应才被确定下来^[7]。1905年，Morawitz提出了抗凝血酶(antithrombin，AT)是负责血液凝固后凝血酶活性灭活的理论，直到1963年才在临床患者的血浆实验中得到证实^[8]。1976年Stenflo分离并鉴定出了一种维生素K依赖性蛋白质——蛋白C，并很快证明活化的蛋白C(activated protein C，APC)能够与"自体凝血酶Ⅱa"结合并发挥作用。"自体凝血酶Ⅱa"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底特律的Seegers等发现的抗凝血活性物质，在1972年由Marciniakto报告其是不同于凝血酶原的蛋白质^[8]。凝血酶本身是蛋白质C的弱活化剂，1981由Owen和Esmon发现的血栓调节蛋白(thrombomodulin，TM)能够作为反应的辅因子，将凝血酶转换成具有抗凝活性，增强了对蛋白C系统的理解^[8]。在蛋白C被报告后不久，DiScipio在血液中发现了另一种维生素K依赖性蛋白质，它被命名为蛋白S^[8]。几年后，Walker证明了蛋白S是APC的辅因子。

1916年McLean发现了肝素，而后多伦多的Best和斯德哥尔摩的Jorpes对它进行了提纯，使它能够用于VTE的治疗^[3,9,10]。同样重要的是1921年Schofield发现被华法林污染的干草能够引起牛出血，1943年Link因此纯化了香豆素^[3,9]